※報告摘要：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首任所長傅斯年於1928年籌備時所寫，全文概要地將歷史研究所需具備之核心概念綜合當代中西方史學之要點統整論述出來，當時之時空背景民國剛成立十多年，正是現代學術研究綜合西方觀念科學研究結合的重要時間點。
本文主要提出與中國古代治史觀念不同之自然科學治史，治史需要在已發生的歷史事實上發現新的材料、找到新的問題並因應時代變遷有新的工具來做研究，而「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貫穿全文，更是強調史學研究者一定要找新的材料，並輔以自然科學研究，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沒有證據便不說話，研究要研究事實，而非為寫而寫。
歷史研究者必須博學，擴充史料的研究上輔以心理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與自然科學等內容集大成來佐證歷史研究，更能提出新問題、找到新材料進而用新工具做出有獨立論點的研究。
※關鍵詞：歷史語言學、自然科學、新材料、新問題、新工具※作者介紹：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主要經歷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首任所長、台灣大學校長，為民國初年重要之史學家。
傅斯年幼年喪父，在教育學習歷程上1909年就讀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1918年春夏，與羅家倫、毛子水等20餘人組織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與北京大學國粹派論戰，影響頗廣。
1920年，受蔡元培推薦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學院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1923年6月轉赴柏林大學人文學院。在遊學六年半時間中，大部份時間都在研讀實驗心理學，在柏林大學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言，有出洋留學的經歷，讓他的歷史研究法受1920年代甫盛行之蘭克史學年鑑學派影響頗深，開啟中國科學治史的新風潮，然留洋多年他並沒有取得任何學位。
回國後在政治工作上亦多所涉獵，將其獨立之見解對執政當局清楚表達，在學術上、政治上針砭時事，更在研究之於積極投入教學與行政作業，留下不少具影響力之當代言論與事蹟，在戰亂年代尤為可貴，其對共產主義相當厭惡，1949年後在台灣擔任台灣大學校長，為戰後台大之學術研究指標性地為奠定基礎。
※報告重點內容
文章起始直接破題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箸史直接點出了歷史學不僅僅是紀錄發生過的事件而已，歷史學必須要經由層層之考證考據出歷史事實曾經存在並具獨立論點的重要成果，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著史方法之大成，達爾文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理論更是驗證時代轉變之腳步，進步的新事物會取代不符合人性的事務而淘汰，不論是歷史上的政權更迭或是科學發明。
歷史學的研究不單僅有歷史，更需要連結語言學，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是一個大題目，不論是中國或是西方。
不同於西元前兩世紀司馬遷著作《史記》的著史背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中，下手直接研究直接材料非常重要，本文中提到的史學家顧炎武即是相當之重要的里程碑，他能夠借用新工具並擴張新材料，更能透過科學之方法來論證材料的真偽，邁入科學治史的里程，也能讓治史工作更具嚴謹性。
論到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的發達是很引人尋思的。
歷史學方面，西元前兩世紀司馬遷能傳信存疑以別史料，能做歷史資料的辯偽；北宋歐陽修一面修五代史，純粹不是客觀的史學，一面卻作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更是現代史學研究所需具備的真功夫；司馬光作通鑑，考定舊記，凡通鑑和所謂正史不同的地方多是詳細考定的結果，雖長篇已不存在，然尚有通鑑考異來說明史料的異同，為觀察前人史學家治史方法的重要研究材料。如此發展，進化至明代中國史學應有如同現代歐洲進步之景象，然胡元之戰亂、明代的學術浮誇風氣，使歷史研究無進步甚至退步，甚為可惜。
語言學方面，涵蓋範圍因為族群獨立思想的文化推展歷程，內容遍集思想、藝術、社會學等文化之大成，語言用自然科學、統計學之方法研究，更須用新的研究方法，論近代，顧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訂史文，以因時因地的音變觀念為語學，閻若璩以實在地理訂古記載，以一切比核辯證偽恐，不注經而提出經的題目，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遠為法式的辨史料法，將歷史學與語言學相結合，進而往下點出治史上需格外注意的原則與注意事項。
在治史上格外須重視的原則上，有三大原則：
原則一為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這點強調研究直接史料之重要性外，在參照間皆史料部份更需要綜合參考多面向資料重複比對其中是否為事實，科學治史則為事實之匯集，多方參照好統整匯集初史實之脈絡進而完整研究記錄下來。
原則二為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這部份文中提出中西方研究面向不同的地方，西方史學研究重視動手動腳找材料，每個研究項目找到新材料格外重要，不是悶著頭研究閱讀，而是找到新的材料來為印證歷史題目做研究，擴大研究範圍，使學問更加進步。
原則三為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退步。這領域不僅僅是科學領域之研究，語言學與歷史學研究亦復如此，中國之音韻學也會用上統計學的專業，但又不僅僅是統計學，須納入外國語之發音語言學綜合相互參照來留下紀錄與考證。
是以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方法之匯集，更需要科學的訓練。
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宗旨上有三大宗旨，三大宗旨中所提到之核心觀念，無一不是說到科學研究與擴張材料之重要性：
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因為他們搜尋金石刻文以考證史事，親看地勢以查古地名，於語言按照時和地變遷這一觀念看得頗清楚，能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的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問題更生新的問題，本著這個精神，因行動擴充材料，因時代擴充工具。
第二條宗旨是擴張研究的材料。
第三條宗旨為擴張研究的工具。
而宗旨的負面還有幾個特點，分別為：
一是反對「國故」觀念，重點在說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這部份對應的史觀是土地範圍的概念，非國家之概念。
二是反對疏通，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明瞭，要有新的研究論點，多少材料出多少貨，沒有材料就不用強加論述。
三是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舉拉丁文希臘文退步為例，學問上研究並沒有因為語言的退步而受影響，反之還更為進步，因此在研究上，普及與否不是重點，推廣至有效領域並持續進步有新的研究才是重要的研究進展指標。
最後結尾，此文概略式的道出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初衷與背景，也提到中國的歷史學研究除找新材料的重要性外，呼應語音學更是不可或缺，對應了歷史語言研究務必結合的核心精神，而結尾的這句話，更是貫穿整篇文的核心：「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材料的收集、辨別真偽、新工具的融入研究都是必要性的連結，團隊合作截長補短，更是能夠有跨時代之發現。
※問題討論：
1.治史研究上，研究方法與工具的重要性貫穿全文，有何異同？
研究的重要性如同內文所說，一定要事確實發生過的事實，然過去已久如何確定其為實際發生過的事？則辨別史料真偽、新工具的應用便格外重要。
研究方法上，本文作者傅斯年重視自然科學研究，新材料的出現開啟新的研究素材進而有新的問題能研究論述，然要有新的論點，工具的日新月異亦是相當重要的研究範疇。
異者為研究方法多元，工具不一定要多元，然喪失的找到新題目的契機；然若能共同並用研究，則研究成果更具多元性，史學研究將多元發展更臻健全。
2.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如何找到新證據，文中有何提示？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有趣的地方在於建構在歷史研究的主體上，要有新的研究主題，一定要有新的問題與題目來深入研討，提出新的問題之餘更需要有新的材料、新的工具來完成研究。
慶幸我們活在進步飛速的時代，工具推陳出新，自然科學研究的本質讓我們只要發現新工具的應用便可綜合思考出新的問題，並能結合找出新的證據來成為研究的新題目，在這樣的邏輯架構下，做到歷史研究的事實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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